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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

目录

●习近平近期重要言论摘录

●习近平的政协民主监督思想

●守住底线是为了争取发展高线

●全球格局已变2017中国经济新走向

●中国如何走出“品质洼地”困局

●凝聚三大合力“去产能”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应对周边环境之变

习近平近期重要言论摘录

谈全面深化改革

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改革：对党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不论有多大困难，都要坚定不移抓好落实。要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力和利益问题，服从改革大局，善于算大账、总账、长远账、眼前账。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利益关系，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使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大限度符合实际、符合改革要求，真正解决问题。要把改革抓在手上，一步一步往前推，一层一层往下落。

——10月11日主持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时强调

谈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

突出主题，联系实际：学习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联系实际学深悟透，把握精髓要义，讲究宣讲艺术，回应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关切，把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讲清楚，把全会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举措讲清楚，把全会对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讲清楚。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怎么看、怎么学、怎么做讲清楚。

——11月2日对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

谈新闻舆论工作

对新闻记者提出四点希望：一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守党和人民立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工作者。二是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宣传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行的奋斗和取得的成就，弘扬主旋律，释放正能量，做引领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三是要坚持正确新闻志向，提高业务水平，勇于改进创新，不断自我提高、自我完善，做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四是要坚持正确工作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心系人民、讴歌人民，发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勤奋工作、甘于奉献，做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

——11月7日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时指出

谈博物馆工作

博物馆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中国博物馆事业已有100多年历史。近年来，中国各类博物馆在场馆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陈列展示和免费开放、满足民众需求、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1月10日在致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的贺信中指出

谈纪念孙中山先生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学习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学习孙中山先生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把孙中山先生等一切革命先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近代以来一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1月11日出席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时强调

谈中美关系

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建交37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促进了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事实证明，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当前，中美合作拥有重要机遇和巨大潜力，双方要加强协调，推动两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让两国人民获得更多实惠，推动中美关系更好向前发展。

——11月14日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指出

谈亚太经济

发挥亚太引擎作用：亚太是世界经济的重要阵地，孕育着无限希望，也承载着重大责任。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和全球经济合作的先行者、引领者、开拓者，对促进亚太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要采取有力举措，发挥亚太引擎作用，推动发展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第一，坚定不移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第二，坚定不移提升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第三，坚定不移破解区域互联互通瓶颈。第四，坚定不移打造改革创新格局。

——11月20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时指出

谈弘扬长征精神

什么是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如何弘扬长征精神：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矢志奋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

——10月21日出席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时指出

谈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一贯主张，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要坚持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要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不同文明凝聚丰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忧劣之分。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国际社会应该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11月21日在秘鲁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

（转自《时事报告》2016年第12期）

习近平的政协民主监督思想

赵连稳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协民主监督，包括通过政协组织开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的监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进行的互相监督，又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共产党进行的监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高度，在不同场合阐述民主监督思想，对加强和改进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共产党欢迎民主监督，容得下尖锐批评

民主党派由各界知识分子和有一定影响的代表性人士组成，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坚持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重视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支持和欢迎民主党派的监督。1957年初，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这里提到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在这个前提下，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互相提意见、做批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监督并没有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人们对“文革”时期钳制言论心有余悸，1979年邓小平《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邓小平强调的“三不主义”，给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吃下定心丸、放心丸。

新形势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虚心接受民主党派监督的优良传统。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共中央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坚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这里，习总书记强调的“两个坚定不移”是新一届党中央的庄严政治承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欢迎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的坚定态度。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既包括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也包含各界代表人士的民主监督，统称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2013年2月，习近平同志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发表讲话，强调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党外人士要敢于讲逆耳之言，各级党委要真心接受民主监督，他说：“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谏真言、做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不足。中共各级党委要主动接受、真心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再次向世人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虚心接受党外人士民主监督的决心和诚意。

二、民主监督要与时俱进，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重点工作

政协民主监督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政协民主监督的价值体现、意义所在。人民政协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重点工作进行民主监督。2014年初，习近平要求政协针对重点改革任务的推进和落实完成情况，积极开展民主监督，坦诚提出建议和意见也就成为2014年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重点。2014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政协2015年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要“聚焦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开展民主监督”。随着党的反腐败斗争进入关键阶段，习近平又要求人民政协配合反腐败斗争，把配合推进反腐败斗争作为民主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根据这一要求，俞正声在政协2015年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是20年来全国政协主席在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反腐败”。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又把“十三五”时期重要约束性指标作为民主监督的重要内容。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迎新春时指出，要完善民主监督，加强对重大改革举措、重要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和“十三五”时期重要约束性指标等的监督，促进相关工作。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全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准则》和《条例》听取意见。他说：“希望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发挥好民主监督职能，继承和发扬优良作风，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挚友，对中共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遵守准则、贯彻落实条例情况实施民主监督，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可见，政协民主监督要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选择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开展，通过深入调研视察、协商议政，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良策，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水平。总之，党和政府抓什么，政协就可以配合监督什么。

三、加强民主监督制度建设

民主监督是一种柔性监督，不具有刚性约束力。因此，如果没有制度作保障，很难收到应有的实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民主监督必须制度化和法治化。邓小平同志说，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美国“制度变迁理论”家道格拉斯·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说过：“创建一种能带来可靠承诺的制度环境，意味着必须建立起一个包含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实施在内的复杂的制度框架。”发挥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作用，没有制度上的规定，监督难免被“虚化”或“弱化”。

针对目前民主监督的现状，需要对民主监督的主体、内容、形式、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减少操作中的随意性。1989年1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制定了《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1995年1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制定了《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这两个文件对民主监督的目的、内容、形式和委员权益保障等作了规定，但过于简单，需要进一步丰富。近年来，人民政协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有效的监督形式，积累了一些经验。例如，提案监督、民主评议、特约监督员监督、联合监督、举报监督等。这些监督形式有的已经制度化，有的还没有形成规范，影响了民主监督实效。2014年9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要求加强政协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标明新的一届党中央高度重视在政协民主监督方面的建章立制工作。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要从制度上保障和完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探索有效形式。他的这一思想写入了2015年6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之中，“实施意见”指出：“适时制定民主监督的专项规定”，“重视发挥协商会议、建议案、专题调研、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委员举报等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政协各种协商活动特别是专题议政性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题协商会、协商座谈会等，增加民主监督内容，加大民主监督力度。”“总结推广专题民主监督、民主评议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对监督内容、形式和做法作出具体规定，推进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畅通民主监督渠道。

目前，全国政协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在已有基础上，抓紧制定关于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意见或办法，对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程序、监督反馈、监督评价、监督考核等做出明确规定，为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提供规范和指导。在此基础上，各地政协组织将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具体的、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各方面共同遵守的民主监督实施细则，以解决民主监督边界不清、内容模糊、手段偏软、效果虚化的问题。

四、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制度是遵循，机制是保障，两者缺一不可。民主监督缺乏运行机制，同样难以收到应有的实效。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民主监督的机制建设，多次指出要完善民主监督的组织领导、权益保障、知情明政、办理反馈、协调落实等机制。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完善民主监督的组织领导、权益保障、知情反馈、沟通协调机制。”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上的讲话中又说，要进一步探索监督形式、完善监督机制。2015年6月印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完善民主监督机制的思想融进其中。

既然民主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主监督就应该和其他形式的监督有机结合，以增强民主监督实效。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只有和其他形式的监督形成科学有效的运行体系，才能增强监督合力，收到实效。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民主监督和其他形式监督结合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多次发表讲话，誓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一道重要围栏。

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政协民主监督的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协商性、建设性、大局性、渐进性的原则，准确把握政协民主监督性质定位，规范监督程序，健全监督机制，把协商理念贯彻监督全过程，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努力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

（转自《理论视野》2016年第11期）

守住底线是为了争取发展高线

杨桃源

坚持底线思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重要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坚持底线思维，是应对错综复杂形势的科学方法，更是推动新一轮改革的大智大慧。当下，我们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走出谷底，国内发展矛盾“三期叠加”，国际国内的发展风险相互影响，各类矛盾相互交织，发展的环境、走向、趋势十分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而改革本就是在看似无路的困境中杀出血路、冲出新路。这样的改革，当然不能盲人骑瞎马、深夜临深渊，必须对各种已知的和可能出现的风险，做清醒的评估，并有充分的预案。

底线思维，讲的就是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有预见、有准备。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把工作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今天，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困难和风险，领导干部守住发展底线无疑是一项重要任务。

也许，有人会问，守住底线真的那么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一旦底线失守，对事业、对国家、对民众的伤害，都是巨大的。要不然，中央怎么会如此三令五申，不厌其烦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

也许，有人还会问，还有比守住底线更重要的吗？答案同样是肯定的。发展是比守住底线更高更重的要著。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牢牢记住，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抓发展的过程中守住底线，并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抓好发展。这是应有的思维逻辑和工作方法。

当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只将前提当目标，仅在被动地守底线上花气力，少在抓发展上下真功夫。由于对守底线的目的认识不全不深不透，因此一味担心底线失守，于是墨守成规，谨小慎微，前怕狼，后怕虎，遇到问题能拖就拖，面对矛盾能躲就躲，该做的决策不敢不失时机地做，该下的决断不敢当机立断地下，该改的旧章不敢大刀阔斧地改，该闯的险滩不敢义无反顾地闯，该试的顶层设计新策不敢放开手脚去试，总之，一事当前，总要踌躇了再踌躇、掂量了再掂量，不管任务如何紧要，就是甩不开膀子、撸不起袖子，不能进入加油干的状态。

爱好球类比赛的人大抵知道，只会防守，不会进攻，这样的防守是消极防守，是赢不了比赛的，是注定要输球的。“十防九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抓经济社会发展也是这样，只想守成，不思进取，守成亦难。

征诸今天的现实，我们之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之所以还有这样那样的风险隐患，主要是因为深化改革尚不到位，发展质量还有待提高，还存在不少发展短板。发展中出现和遇到的问题，只有靠发展才能解决，实现了更有质量、更有温度、更符合人民期待的发展，才能有效提升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

抓改革抓创新抓发展当然会有风险，但不抓改革不抓创新不抓发展则风险更大。在仍然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抓改革、促增长、惠民生、保稳定、防风险等任务千头万绪、十分繁巨。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大前提下，既会“弹钢琴”，确保各项工作都能按部署如期完成，又会牵住牛鼻子，在众多矛盾中扭住主要矛盾。

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发展问题上要牵住的牛鼻子，而这方面的差距则是当抓的主要矛盾。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须以五大发展理念和眼光统领发展，以更有质量的发展破解难题，在发展中化解各类矛盾和风险隐患。

创新发展居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要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深水区将各项改革推向纵深。必须看到，有关“四梁八柱”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大部备齐，方向明确、措施得当，关键是要按中央规定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把各项改革抓紧、抓实、抓细、抓好，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奋发进取，用改革充分挖掘潜力、激发动力、释放活力，扎扎实实推进五大发展。

《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的“止”，就是一种底线要求。知“止”，就是树立底线思维，安不忘危、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知“止”，是为了能“得”。要实现能“得”，就必须以“蹄疾而步稳”的改革创新争取五大发展高线，让发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更上层楼，使人民群众有更大的获得感。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8期）

全球格局已变 2017中国经济新走向

任泽平

2017年，或将看到三个重要的变化，分别是经济、政策及大的资产领域。

　　 第一，经济。

　　 持续七八年的漫漫寻底之路，中国经济可能会在2016、2017年构筑一个L型的软着陆，在明年年中可能会有二次探底，但探底幅度可能不深。

　　过去几年，对于中国经济硬着陆和爆发金融危机，一直有各种担心，但凭借30多年改革开放建立的庞大市场基础，我们离增速换挡的底部已经不远了。

　　第二，政策。

　　大家要留意2017年的变化，我们将由过去货币宽松进入财政扩张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的新政策时代。全球货币大放水长达七八年，以美联储加息为主，货币放水的时代已经结束。2017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看到中美财政布阵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国发力。

　　第三，大类资产。

　　中国的大类资产已经开始新一轮轮动，从债市、楼市向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流动，2017年相对看好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对于债市和楼市我们偏谨慎一些。

　　驱动股票市场的逻辑由流动性驱动转变为业绩驱动，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水流变成了一个业绩流，它变得更加持续更加健康，更加行稳志远。

　　全球经济形势

　　对于经济形势，我们总的观察是，世界经济经过去长达八年的调整，可能正在构筑它的底部，欧洲、日本正在触底，美国正在复苏，印度正在起飞。中国经济2016年L形的探底，跟世界经济整个周期的节奏是相符的。但是，中国经济当前的L形触底更多的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中国仍然存在着结构性的脆弱性，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过去几年全球没有大的技术变革浪潮，这一轮全球经济的改善主要是跟人口年龄结构有关。在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年龄层结构可能是最好的，总和收益率、人口扶养比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当中是最好的，经过Q1零利率以后，它的复苏基础比欧洲、日本显得更加健康。

　　当前世界经济的挑战在哪里？挑战在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有16万亿美元的规模，中国是10.7万亿美元，但美元是全球的锚货币，美联储掌握全球流动的阀门，随着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会让美元进入强势周期，全球资本回流美国本土，这就是大家热议的全球流动性拐点，全球的货币政策和流动性不像以前那么宽松，欧洲利率已出现反弹，出现了资金边际上的紧张。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是怎么应对的呢？是通过货币超发。货币超发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大，民粹主义开始抬头，前有英国脱欧，现在有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及未来意大利的公投和法国大选，需要留意。

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决定性挑战

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最大的宏观背景是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

二战以来，世界上100多个经济体都想成为发达国家，但是真正进入发达经济体俱乐部的只有12个，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要么通过成功转型跻身发达经济体俱乐部，要么就在中等收入阶段，表面看是经济换挡，背后实际最根本的是要有一轮新的变革。

2016年初，拖累经济下行的主要周期性力量开始见底。2014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告别了过去早增长时代，2015年下滑到只有1%的增长，这是历史的新低。2016年房地产投资前十月回到正6.6%，拖累经济下行的第一个力量开始触底回升。

过去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企业去库存，由于上一轮价格跌得非常惨烈，企业库存去化非常充分，2016年6月企业已经开始新一轮补库存。平均而言，一轮补库周期大约持续一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一年补库周期有可能会持续到2017年年中。

2014、2015年全球贸易收缩以及人民币过强，导致中国出口持续下行，2014年中国出口全年增长6%，2015年全年只有－2.8%增长。随着全球经济触底以及修正人民币的高估，2016年中国出口还在负增长，但是没有恶化，中国出口也见底。

还有供给侧收缩，价格黏性和体制刚性，我们产能收缩相对滞后。但是2015年以来，在一些产能过剩的领域，我们看到供给端的收缩取得明显进展。2016年需求触底后，需求向供给侧传导，供给端新的力量开始出现。2016年，因为供给侧收缩和需求触底，大宗商品价格迎来上涨，这绝对不是偶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银行信贷对于产能过剩行业非常谨慎，以及企业家对未来信心仍然不足，未来这种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可能还会再持续到明年，企业盈利还在边际改善。

总的来看，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换档的底部可能不远，大家对中国经济悲观的预期会有修复，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已经得到基本改善。

（转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16年第248期）

中国如何走出“品质洼地”困局 

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一次次让世界咂舌。在刚刚过去的2016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中，最终交易额超1207亿。但是与人们“买买买”的热情不相符的是，不少消费者发现，同样的商品或服务，国内看到的、买到的，品质往往比国外“差点意思”。

中国生产的高性能电饭煲，却不在“出生地”销售；一双国际大牌的运动鞋，“漂洋过海”买回来的比国内买的更耐穿；境内企业生产的牛肉丸，外销品质水准比内销高出一个档次。难道我们真的成全球市场的“品质洼地”了吗？

外销内销存双重标准 

如今，手机、电饭煲、服装、鞋类、食品、智能马桶盖等国际市场上的热销产品都是“中国造”，然而，大量在中国“出生”的优质产品，却不在中国销售，而是直接被运往国外市场。中国消费者想要买到这些产品，不得不“追随”商品到国外兜一圈，花费更高的成本。

据报道，外销内销两个标准、两条生产线，一流产品外销、二流产品内销，这在国内一些出口行业早已成为“惯例”。拿食品行业来说，数据显示，我国食品出口合格率持续保持99%以上的高水准，而内销食品在“多年整顿”的背景下，合格率在90%左右。这个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些行业国际国内“不同线、不同标、不同质”的尴尬。

“在不少消费领域，国内目前确实处于‘品质洼地’的状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说，国内消费者对于品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高品质供给相对不足。商品和服务品质“内外有别”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消费市场供需错配的矛盾。

如何走出“品质洼地”的困局

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的市场都经历过从“品质洼地”到“品质高地”的过程。说起德国制造，人们会联想到奔驰、宝马等一批优质品牌。然而，拥有如此光环的德国制造，也曾经在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上得过“便宜而拙劣”的评价，当时德国市场上也充斥着各种品质不过硬的商品。经过多年品质提升，在一批响当当品牌的带动下，今天的德国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品质高地。

中国之所以会成为消费品的“品质洼地”，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国内的相关行业标准不完善，给了生产企业粗制滥造和双重标准的空间，另一方面在于国人对高品质消费品的需求还没有形成规模，市场环境不完善，导致国内企业加工的高品质产品大量流向国外。

“标准是市场上所有产品的合格线，作用至关重要。”中国国际品牌管理中心主任许京认为，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很多行业的标准偏低或者不够细致，是引发某些消费品领域“洼地”效应的诱因。“好产品有好回报，企业才更有改进的动力。”许京表示，我们不是没有生产好产品的能力，而是缺少鼓励好产品的机制。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行业标准相对滞后，低标准产品挤占了市场，只有把标准提上来，产品品质才能真正向国际标准线看齐。

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品质成竞争关键

造成“品质洼地”也与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

1990年代，以嵌入式分工模式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在中国迅猛发展，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加入WTO的十多年来，中间品货物贸易量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适合当时中国供给不足、劳动力低廉的经济现实，在拉动经济增长、建立和完善工业体系、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这种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2012年以来，中国开始规划新的经济发展蓝图，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路线图逐渐明了。未来五年经济将由工业主导型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由要素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由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

近些年来，中国出口贸易减少了对中间零部件的需求，正在引领出口结构从一般消费品向资本品升级。2015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当中机电产品已经占出口贸易的一半，大型单机和成套设备出口成为亮点。除了高铁和核电，中国制造在其他领域的出口也表现出较强的竞争优势，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出口增长保持了较高水平，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全球贸易增长的创造效应开始趋缓。

中国市场进入需求主导的阶段后，消费者对品牌商品的需求更大，更加关注建立在高品质基础上的性价比。单纯拼价格的“老路子”将难以维系，品质已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

（转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16年第243期）

凝聚三大合力“去产能”

刘尚希

当前，理论和政策层面对产能过剩的测度、成因、机理及化解路径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分歧。从宏观视角，产能过剩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产能过剩与当前经济下行孰为因、孰为果？“去产能”是供给侧的问题，还是需求侧的问题，抑或两者兼有？“去产能”是政府干预，还是市场主导，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和完善企业退出的政策体系？诸如此类的理论与政策研究都有待深入，尤其要坚持化解产能过剩的核心问题是加快结构性改革，一定要把握好“去产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产能过剩实质是供求结构性扭曲

供给与需求在时空上是可以脱节的。从短期来看，供需脱节总是存在的，可以通过库存、存货来调节；从长期来看，供需脱节不能持久，持续脱节就会出现经济下行。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就是供需出现结构性脱节，不仅在微观层面，而且在宏观层面表现越来越明显，这是当前阶段多方面问题的集中表现。

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来观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性矛盾，而是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匹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快速升级。而我国的供给结构却没能“与时俱进”，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由此导致大量消费外流。当前消费外流规模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若考虑教育消费、医疗服务消费、保健消费，消费外流规模更为惊人。

特别是体制性原因导致的供需不匹配现象，目前非常突出。比如，当前我国的发电价以及各厂发电量主要由发改部门制定。而这样的一种价格机制下，发电端厂商没法自行根据市场确定最优价格和最优发电量，部分电厂产能利用率不足50%；而用电企业承受高电价，没有市场选择权，一些地区直购电或电价补贴政策的不明确、不连续，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决策。

这说明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出现严重的结构性扭曲，正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才导致了普遍性的产能过剩。对于这种结构性扭曲，靠“打针吃药”的常规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不了。

没有“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产能、产量时而多、时而少的波动状态就难以弱化，甚至会不断强化。可见，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搭建一个国家治理框架，这个框架搭起来以后，产能过剩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去产能”要先去短期化宏调政策

以短期目标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因总需求变化而引起的经济波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对于因结构性扭曲而导致的产能过剩，运用侧重于总需求且带有一定行政色彩的宏观调控政策，就难于解决问题，且可能会有反效果。

2006年以来，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如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出台了百余项防止产能过剩的政策文件，产能过剩问题却是愈演愈烈。这至少说明，政府对于产能过剩问题不是今天才认识，早就在预料之中，也采取了措施尽力去防范化解。

一般来说，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但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增长率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通常会使产能利用率超出市场的均衡水平，越是使用需求侧的政策措施，如扩大政府投资、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提供各种购买补贴等等，越使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产能迅猛膨胀。即使是从零起步的产业，如光伏产业、通过政府扶持也可迅速做大。

一方面，政府创造了超过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分担成本与风险，使企业得到超过市场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产能扩张就会迅速启动，即使发现产能已经过剩，但政策调整的滞后性，也使产能扩张形成一种惯性而难以很快停下来。产能扩张速度越快，产能扩张要停下来的时间就越长，产能过剩就会越严重。

我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宏观调控政策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形成比以往大得多的势能，政策调整产生实际效果的滞后性就会越大，出现政策上“力不从心”。再加上现行国企管理体制内生的规模扩张动机过于强烈，产能过剩超出常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剖析我国政府与市场的特殊耦合关系，当前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政府自身是主因。“解铃还需系铃人”，“去产能”还需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

以整体观施策“去产能”改革

以整体观推进“去产能”，就是以结构性改革的思维，把政府自己“摆进去”，去掉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类部门扶持政策，从体制上去掉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带来的隐性担保，去掉各部门单兵突击的管控思维，以整体观为核心，以市场作用为基础，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的改革政策，才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

其一，“去产能”要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从现实来看，“去产能”需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资产如何核销、债务如何处理”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市场和社会。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政府，但在顺序上，应当是市场发起，政府帮扶。对于“僵尸企业”应依法依规退出市场，按照破产程序进行，政府对失业人群予以社会托底。

当前，产能过剩的形成与恶化有诸多非市场因素。一方面，供给与需求结构性脱节背后的因素不解决，去产能可能仅是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市场“去产能”又存在很大的风险。

总的看，政府的作用是健全市场机制、不要扭曲市场，使市场主体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应以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着眼点，防止体制性因素导致新的产能过剩，通过产权改革、价格机制的完善引导市场出清。政府评估的目标不是考虑去掉了多少产能，而是政府与市场有没有形成合力，政府是否替代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其二，“去产能”要发挥中央与地方的合力。国企应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构建新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以创新为本，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对整个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对于竞争性的产能过剩行业，可选择恰当时机，让国有资本逐步退出，让出市场空间，带动民间资本进入。

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改变国有经济完全以国有企业为载体的格局，转变到国有资本上来。这也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重塑以管资本为主的管理体制，意味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资本为纽带，而不是管人管事管资产。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形成一级所有（国家所有）、两级产权（中央与地方）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以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并形成合力。

同时，建立健全“去产能”的激励约束机制，去掉地方政府干预替代市场的动机。一是完善对地方的考核机制，从速度导向转向治理导向，从单一的经济指标中解脱出来，形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治理理念和行为导向；二是发挥中央专项奖补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鼓励地方政府改变行为方式，从点对点的帮扶企业转向企业营商环境的建设上来。调动地方主动承担央企剥离的社会负担的积极性；三是加大中央对特殊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对冲“去产能”过程中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带来的压力。

其三，“去产能”要发挥财政与金融的合力。财政与金融具有不同的属性，前者属于政府，后者属于市场，但二者有一个相同点，即都是资金的配置者，也是风险的分配者。“去产能”的过程是资源重组配置的过程，也是风险分散、分担和转移的过程。财政、银行、企业、职工、股东、债权人之间都面临着不同的风险。

“去产能”的风险如何在它们之间分配，并达成协议，事关“去产能”的成败。除了企业之外，主要的风险承担者是两家：一是财政、二是银行。这需要对财政、银行之间的风险责任做出明确的界定，避免相互转移风险。这意味着财政银行之间的政策协调是“去产能”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事情。

财政要承担的风险主要是人的问题，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统筹接续以及职工再就业培训和相关支持政策。其次是兼并重组过程中的税收政策，如银行抵押物的税收政策等。

商业银行要承担的风险主要是物的问题。淘汰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不良率上升的问题，资产质量下降，风险显性化。债转股、出售不良资产、资产证券化都是可能的选择，都会面临着风险损失。一方面要防控金融风险，避免区域系统性风险爆发，另一方面要避免金融机构出现“惜贷”、“抽贷”等恐惧风险的行为，防止大面积企业“失血”而破产。

地方财政部门可推动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置不良资产，通过抵押品出售、资产管理外包、资产证券化、与私人资本合作等方式建立企业金融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协调机制。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16年第52期）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胡昊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发展至今正暴露出许多严重的问题，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公平缺失，民粹主义崛起。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实力增长，正在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

过去一年多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两次聚焦“全球治理”。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针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方位阐明了中国理念、提出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改革和优化全球治理体系注入了强大的中国力量，也标注了全球治理的新起点。

核心要义：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离不开理念先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富有远见的顶层设计。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角度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这是“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道路：“水涨荷花高”“独行快，众行远”“一棵树挡不住寒风”，这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经济新前景；“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这是“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安全新局面；“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是“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新气象。这一“全球观”充分体现了中国追求和平与发展、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提交出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抓住人类命运的前途趋势，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践行正确的义利观，积极应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中国不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敢于担当、勇于推动，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担当，积极引领国际社会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广泛共鸣。

全球经济治理观：平等、开放、合作、共享

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是世界经济良性运行的保障。针对当前世界经济中的突出问题，习近平主席在G20杭州峰会上首次全面阐述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理念和主张的系统总结，也为G20机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平台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G20成员国人口占全球70%，GDP占全球85%，贸易额占全球8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影响力大增，G20更被视为先发国家和开发中国家“共治”世界的最重要对话平台。国际经济政治实力对比正由原来的发达国家“一家独大”发展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力量趋衡的局面。

这其中，中国所具备的协调能力和行动能力，正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亮色。今年国庆期间，非洲第一条采用全链条中国标准的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建成通车，被称为“新时期坦赞铁路”。为帮助东非建设跨越五国的铁路网，中国用了15年时间打造了从中国西北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走廊……“把能做的事情、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事情先做起来”，中国改变全球治理的努力一直是“成为行动队，而不是清谈馆”。

提供“中国方案”何以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时代强音。“中国方案”何以可能？

中国以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抓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峰会前，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大相径庭。中国在自身发展与减排存在较大矛盾的情况下，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做出重大牺牲，承诺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为推动巴黎谈判取得成功，习近平主席与美、法等关键国家领导人提前发表联合声明，为谈判最终成功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巴黎协定》终获通过，中美两国于G20杭州峰会上，共同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批准文书。潘基文高度评价中国的作用，认为中国对《巴黎协定》的达成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这一成果的取得，与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与各方保持密切协作的大国责任担当是密不可分的。

消除贫困和饥饿，实现公平、开放、全面、创新发展，不仅寄托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更是世界经济长足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仍有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年有近600万孩子在5岁前夭折，近6000万儿童未能接受教育。消除贫困、共同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为此，中国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宣布开展“6个100”务实项目，在减贫、卫生、农业等领域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实际困难，等等。包容共赢的胸襟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处世之道。“独行快，众行远”，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将继续展现领导风范和担当精神，积极倡导并推动各国抛弃歧见、消除隔阂，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

（转自《时事报告》2016年第11期）

应对周边环境之变

陈向阳

2017年，世界不确定性增大将导致中国周边不稳定性增大，周边安全环境更趋复杂动荡。

周边环境六大变数

展望2017年，周边秩序继续深刻重塑，“中、邻、美”三方互动更趋敏感复杂，美国新政府对外及亚太战略酝酿调整，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增大，主要有如下六大变数：

变数一，东北亚诸多不稳定因素叠加，前景复杂，包括朝鲜核问题、韩国政局以及日本利用美国“松绑”加快扩军备战等。

具体而言：朝鲜坚持拥核，半岛无核化短期无望，朝方为纪念重大政治节日，以及试探美国新政府对朝政策等，有可能进行新的核与导弹试验，同时也推进核武器的导弹化以强化对外战略威慑力；韩国政局因为“亲信干政”事件未来走向不明，加上代行总统职权的总理执意继续推进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带来潜在威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剑拔弩张持续，在韩国政局异动与美国政府换届新旧交替的敏感时期，半岛和平稳定面临挑战。

日本安倍政权顽固推行右倾化路线，正加紧谋求向政治与军事大国目标迈进。日本2017年军费实现五连增并创下新高，重点是针对“西南方向”强化海空军力，实施《新安保法》，加快向海外派兵并允许使用武器；为修改和平宪法而炒作、翻新“中国威胁论”，在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斗狠的一面凸显。2016年12月29日，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公然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一步暴露其错误史观与现实野心。安倍本人谋求通过延长首相任期以持续推进其政治路线，对华表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变数二，东南亚热点难点持续发酵，树欲静而风不止。

南海争端经中国的有力管控以及菲律宾新政府的合作而有所降温，但相关声索国继续侵蚀中国的海洋权益。越南加紧在其非法占据的中国南沙岛礁扩建军事设施，美国继续以“维护航行与飞行自由”为幌子挑战中国的海洋领土主权，日本极力搬弄是非、企图插手南海争端，在此背景下中国在南海“维权”与“维稳”均将经受新的考验。此外，东南亚一些国家民族与宗教矛盾加剧，缅甸北部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与政府军冲突时起，中国的西南边境安宁面临挑战。

变数三：南亚阿富汗“老大难”问题依旧，力量对比严重失衡。

“老大难”即阿富汗顽症持续，政府军及“国际联军”与阿富汗塔利班间冲突不断，和谈短期难恢复，加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多方围剿重压下加快向阿富汗等地逃窜，阿富汗乃至巴基斯坦反恐压力增大；同时，印度拉大与巴基斯坦的国力差距，不断强化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投入，在克什米尔等问题上大国心态加剧，未来双方的摩擦乃至冲突隐患难以排除。

变数四，中亚相对平稳，也存在不安定因素。

中亚一些国家目前正处于政治权力交接过渡期，加之经济形势严峻，域外大国渗透，“三股势力”蠢蠢欲动，挑战当地社会与政局稳定。

变数五，力量对比与关系组合错综复杂，中国在周边格局演变中机遇与挑战交织。

周边现有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东盟等六大力量，其中，中国占据“主场”和“家门口”优势，经营周边可以全力以赴；美国虽是唯一超级大国，但却处于“客场”，并且亚太只是其海外重点之一，而非全部，其难以全力以赴，是故中美在中国周边的力量差距要小于双方在全球的差距。当前，大国在周边的博弈，呈现以中美博弈为主线、以中俄战略协作与美日军事同盟之间的“集群博弈”为辅线的战略态势，而印度与东盟则游弋于双方之间。与此同时，为围堵、孤立、抗衡中国，美日加大拉拢印度，日本企图利诱俄罗斯，美国候任总统对普京不断释放善意给美俄关系转圜带来契机。

变数六，也是最大的变数，即美国新政府的对外及亚太战略如何调整。

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政策具有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包括如何对待前任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如何处置TPP，如何确定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等等，迄今为止特朗普的相关论述并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其一方面称要“以实力求和平”，表示将大力强化海军实力；一方面又指要“集中精力搞国内建设”，敦促盟友承担更多与更大责任，貌似准备“战略收缩”。未来，美国究竟是要继续甚至加快“东移”亚太，以“围堵”中国，还是如其国安团队所预示的那样，转而“西移”中东，以加大打击“伊斯兰国”，尚待观察。

美国近年来着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前景具有不确定性。而即便是美国对其亚太盟友减少支持，也将导致对后者的束缚减少和自主空间增大，则“中、美、邻”三方博弈酝酿新变局。中日直接竞争较量恐怕会有所增多，中国的海洋“维权”等也将因此面临新挑战。英国《金融时报》近斯发表“到了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危险时刻”的所谓社评，危言耸听地称“一场危险的军备竞赛正在亚洲进行”，说什么“下一任美国总统如何与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打交道，将决定这场竞赛的结果。”且不评价其说得对与否，万里之外如此“操心”也是别有意味了。

妥善应对，强化周边战略谋划与危机管控

面对周边复杂变局，应精准把脉、未雨绸缪、主动应变、积极引领，为中国进一步崛起全力塑造和平发展与安全有序的周边环境。

一是加紧运筹中国的周边战略，本着“周边是首要”的战略定位，2017年对外工作应集中精力于主动塑造周边。此乃客观形势、问题与矛盾所决定的，因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与突出问题多集中在周边；这也是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国家利益中的国际部分主要就分布在周边；这还是中国的现有实力所决定的，周边是中国力所能及、可以大有作为的“主战场”；这又是2017年的特定时间所决定的。与此同时适当兼顾其他方向与领域。

二是充分发挥“主场优势”，坚持以我为主、当仁不让、从容不迫、趋利避害。应善于捕捉战机，全力维护周边这一“家门口”的安宁。还应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妥善利用各方矛盾。

三是针对热点难点强化危机管理，综合运用情报、执法、外交、经济与军事手段，趁势推进解放军作战、指挥、训练等改革。解放军相关战区与诸军兵种应针对各自战略方向提高警惕和战备水平，增强联合作战与威慑止战能力。

四是力争“中、美、邻”三边博弈的主动权，兼顾中美、中邻、美邻、邻邻四类矛盾，预防、规避、化解美邻及邻邻“联手对华”。面对2017年中美关系新变局，周边外交变得更加重要，应妥善管控中邻矛盾，争取周边大多数，以最大限度地压缩美国利用乃至操弄中邻矛盾的“搅局渔利”空间。

五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东北边境安宁。落实安理会对朝制裁新决议，预防朝鲜进行新的核、导试验，以及南北对峙升级乃至擦枪走火，完善中朝边境管控危机预案。预防美国新政府对朝政策“大变脸”，坚持反对、有效迟滞、有力反制美韩部署“萨德”。

六是管控海洋争端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东海方向积极“维权”，对钓鱼岛巡航保持力度，自主稳步推进油气资源开发。以“新持久战”战略思维应对日本右倾化，防止日本干扰破坏，预防并有效处置摩擦。南海方向主动“维稳”，推进中菲务实合作，探讨共同开发海洋资源。捕捉美国插手南海及其“自由航行行动”新动向，反制其他声索国对华侵权行径与拉帮结派，遏制日本等其他“域外国家”搅局，与当事国稳妥协商“南海行为准则”。

七是确保西南、西北边境边防安全。预防缅甸北部战火重燃。与印度加大战略沟通协调，促其相向而行与共同维护中印边界和平。预防阿富汗战乱升级与恐怖主义“扎堆”、外溢，推进与其接壤国家的反恐机制化合作，强化中阿边境防控。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协调等，促进中亚稳定发展，强化反恐行动。

八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适当聚焦周边。以中巴经济走廊、中南半岛、中亚、中俄发展战略对接等为重点抓手，打造惠及所在国民众、互利共赢的“样板工程”。强化沿线安全保障与境外执法合作，重点防范恐怖袭击，预防沿线国政治社会矛盾对其干扰。

九是均衡运筹周边大国关系。辩证看待中美博弈的“竞合”性质，以合作制约竞争。主动并有效影响美国新政府，尽量缩短中美之间的“政策磨合期”，尽量抵制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副作用。深化中俄战略互信，充实中俄互利合作。

十是着眼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着力于经济、安全、人文、环境四大领域，积极推动周边对话合作及危机管控机制化网络化，加快RCEP谈判，稳扎稳打、引领有关国家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2期）